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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
院院长J•E•罗素的一封信 作者：陶行知
亲爱的罗素院长： 拜复，承蒙2月11日来信，为向寄赠利文斯顿奖学金的诸位，简单地谈一下我的经历与未来的抱负，高兴地特此奉复。
我现年22岁，生于安徽徽州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农村。幼年从父亲及其他师长那里受到中国式的早期教育。直到14岁才进了一所由内地会在华开办的学堂，受教于唐进贤先生（Mr.
Gibbs），他是唯一教西学的老师。两年后，该学堂因唐进贤先生回英国而停办。因我想学医，不得不冒险前往杭州。但由于该医学堂严重歧视非基督教徒学生，甚至反映在学科上，入学三天后我就退学了。失望之余返回徽州，专攻了一年英语。随后考入金陵大学，令人高兴的是那里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同样受欢迎。入金陵大学三年后，第一次革命爆发，我回到徽州，任徽州议会秘书。工作半年后又回南京继续学习。并得到同学的支持和大学当局的信任，我开始编辑大学学报中文版。在包文博士（Dr.
Bowen）和汉克博士（Dr. Henke）的指导下，又深受詹克教授（Prof. Jenk）讲授的“基督教的社会意义”深刻的影响，终于在1913年我成了一个基督教徒。1914年6月，即入金陵大学第五年末，我获得了第一个学位，在父母和朋友的帮助下，我赴美就读于伊利诺大学，在那里学习一年，除了受到十分宝贵的教育，还获得一个副产品——文科硕士学位。在伊利诺大学学习的第二学期，我担任了学生俱乐部干事。
三年前，我就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自己留学美国的最终目标。但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及时来校就读。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我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这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促成的。当时基督教男青年会夏季大会，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纵观所有的大学，发现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我最合适。但选择学校是一件事，有无足够财力入学是另一回事。由于我父亲1915年1月去世，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全部落在我身上。经济状况陷于极大的困境。但幸运的是下决心来师范学院不久，我国政府便授予我“部分奖学金”，再加上其他的资助，我又坚定了信心朝前奋进。但是纽约的生活费用比我预计的还要高。住了半年后，我发觉囊中所有远不足以应付深造。因此，经孟禄博士（Dr.
Monroe）介绍，我得以申请利文斯顿奖学金，您又慷慨地授予了我。在此，除了表示本人衷心感谢外，我愿向您以及利文斯顿奖学金捐赠人保证：在斯特雷耶教授（Prof.
Strayer）及其他科、系教职员的教导下，再经过两年多的深造，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的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制度。它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如果您能提供一些住在本市附近的捐赠人姓名，以便我登门拜访，对我则是一极有意义之事。
谨致良好的祝愿及问候
非常尊敬您的陶文濬
1916年2月16日
于哥伦比亚大学哈特莱大楼1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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