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简介之二

檀庆双

过去，曾对陶行知有过不公正的评价，认为他走的是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认识。事实上，陶行知有着非常鲜明而进步的政治思想，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位杰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的教育思想是在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树立起来的。

早在青年求学时期，他就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他组织爱国演讲会，举办爱国捐，积极宣传和支持革命。在美留学时，他是“中国性”最强的留学生。他开始学的是“市政”，但他认为这是为官之学，毅然改学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唤醒民众救国意识。回国后，“五四”爱国运动兴起，他动员任职所在的南京高师及全市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陶行知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救国会，并成为领袖之一。他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到世界各国宣传抗日，争取国际赞助，动员海外侨胞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历时两年多，足迹遍及28个国家和地区，把抗日救国的种子撒遍世界各地。救国会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陶行知在美国联名33人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反动政府的阴谋，被南京政府罗织罪名，明令通缉。

在同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陶行知逐步认识到，不从根本上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单靠教育是不能使劳苦大众得到解放和自由的。他说：“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不救民族之生命，哪能救教育之生命。因此，教育万能之说，是教育自欺欺人的话。”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认真研读了田汉介绍给他的《资本论》，从此在政治上坚定地跟着党走，成为党的亲密战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陶行知以知识为武器，以教育为阵地，开始了更坚定的政治斗争。他和鲁迅一样，一般不在文章中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句，但实质内容和党的方针路线完全一致。在白区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的日子里，他和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等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在上海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为革命立了大功。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关怀和支持。学校有党的地下支部，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中有很多共产党员，成为国统区里一所延安式的革命学校，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人才。陶行知与李公仆、史良等创办的社会大学，也是在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支持下办起来的。陶行知利用这两所学校，主动掩护了一些要暴露的地下党的同志。他还不顾特务的监视，经常找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谈心。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高兴地说：中国有救了。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呼吁要“创造一个自由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当他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兴奋地说：“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把我以前说的话讲得更明确了。”他为几位奔赴解放区的同志送行时说：“你们到了光明区加紧努力，我只要有一丝留在重庆的可能，我都要在这里奋斗！”

他同党始终同心同德。抗战期间，国民党蛊惑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攻击斯大林的声明，他们要陶行知也签名，他断然拒绝，并在当天把此事告知了周恩来、董必武。

陶行知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士，他既不接受国民政府的高官厚禄的引诱，又不向反动政府乞求办学补贴，也不畏惧反动派的屠刀威胁。他曾被特务殴打，被反动政府几次通缉，仍矢志不渝。他曾诚恳地说：“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的。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无思索地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一切决议。”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他在上海深入到学校、工厂、机关、广场，发表了一百余次演讲，被国民党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李公仆、闻一多先后遭到特务的暗杀，陶行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毫不害怕和妥协，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并号召后人“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陶行知革命的一生得到了党和人民高度的评价。他去世后，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朱德在挽词中说：“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党中央在《哀词》中肯定了陶行知的一生：“陶行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并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向他学习。

这是历史所作的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