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替外国人拉洋车”

作者：方明

自从陶行知登上中国现代教育舞台，教育界和思想界就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因此陶行知研究到上个世纪末差不多刚好是80年。这80年中的后60多年，有关陶行知研究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我可以说都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上个世纪20年代我还年幼，对陶行知的情况以及世人对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上个世纪30年代陶先生从日本秘密返回上海，化名发表长篇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有人对陶先生人口问题的观点产生误解，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当时虽还年轻，但已经是个陶行知崇拜者，听人说起这场争论，一方面非常不满有人对陶先生的攻击，一方面却因此更增加了对陶先生的敬仰。直到1934年初，我参加陶先生主持的中国教育普及助成会，成为该会的工读生，才有幸拜他为师，直接接受他的教诲。1935年春，我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青”)的一员，与党领导的另一组织“教联”，都以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为活动基地。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逐渐高涨起来。次年由于形势的发展，“中青”和“教联”合并，直接在党的领导下与陶先生一起共同开展挽救民族危亡的工作，山海工学团影响日益扩大。在此期间，我追随陶先生在上海主办流浪儿童工学团，让挣扎于苦难之中的穷苦孩子也能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我的一个学生华荣根，放学回家也办了一个亭子间工学团，当时名气不小。广西的教育厅长雷沛鸿来上海考察，听陶先生说起此事，很感兴趣，陶先生就叫我陪他们去亭子间工学团参观，参观后雷沛鸿先生认为陶先生的普及教育方法很好，成绩显著，捐款500元表示支持。陶先生觉得我们工作很好，专门为亭子间工学团写了一首诗，还发给我们5块零用钱作为奖励。那时4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的包饭，5块钱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流浪儿工学团不少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1月，陶先生在上海组织了“国难教育社”，2月，又和沈钧儒等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段时间是我和陶先生接触最多，接受他的教诲也最多的时期。这年6月，陶先生应邀去英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同时受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在欧、亚、非等26个国家和地区团结海外侨胞，广泛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陶先生于1946年返回上海，党组织要我协助他工作，在他回沪的第三天，党领导下的小教联就召开千人大会欢迎他，他在会上作了有关民主运动的报告。从此我亲眼目睹他奋不顾身战斗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最前线，和他的接触比较频繁，并亲身感受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陶先生不幸突然病逝，我作为他的学生自始至终参加了陶先生的送别、公祭和安葬仪式，不胜悲痛之时，社会各界的沉痛悼念，海内外报刊上大量的哀悼电文，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郭沫若等对陶先生的高度评价，使我为中国出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深感自豪。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最大特征是它的人民性。在旧中国，一切为了人民的教育是不可能在广大地区，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的。陶行知在不同时期进行的教育实践，当时延安等一些革命根据地参照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的教育改革实验，虽然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都只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解放后人民取得了政权，正当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弘扬陶先生的崇高师德，推行陶行知人民教育思想，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挥其示范指导作用之时，对电影《武训传》的粗暴批判却使陶行知受到株连，从此中国教育开始上演一幕长达20多年的历史悲剧———舍弃了自己的产生于伟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符合灾难深重的中国国情、适应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需要、融汇了中西先进文化精华的陶行知教育学说，舍弃了自己的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我们这些陶行知的学生和追随者，当年或者出于服从组织决定，或者由于思想禁锢，或者迫于形势压力，个别人也不排除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而急于同陶行知划清界限，大多在不同场合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从心底里说，一个曾被毛主席誉为伟大人民教育家的人突然之间备受批判，对这样巨大的反差，我们中的许多人是怎么也想不通的。

舍弃了陶行知及其学说，新中国的教育虽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但始终方向不明，从全盘学习苏联到大搞“教育革命”，反反复复，总体上还是在应试的轨道上步履蹒跚，到1964年连毛泽东也认为问题严重，在春节座谈会上专门就教育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教育过度看重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很不赞成，要求坚决改正。他甚至主张老师讲课不好要允许学生打瞌睡，考试时学生可交头接耳。这些话虽然有些过“左”偏激，但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坐标着眼，同陶行知当年对以应试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教育的批判何其相似。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的教育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国教育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舍弃陶行知是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答案不是明摆着的吗？

历史悲剧常常以历史进步作为补偿。正如“十年浩劫”促使党和人民深思，从而开始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一样，20多年对陶行知的否定给中国教育事业所造成的损失，促使教育界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研究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重新以陶行知为楷模，重新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中寻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智慧。党中央正式为陶行知平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讲话或题词，号召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对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陶行知研究在理论与实验方面的空前繁荣，促进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和素质教育目标的提出，更是使人深感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息息相通。我们这些人在有生之年，能够重见陶行知的崇高品德成为新时期师德教育的主要内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成为许多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借鉴，陶行知谋求中国教育全面现代化的伟大理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不懈的现实追求，内心的激动、振奋和喜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我坚信，在新旧世纪之交，陶行知研究的生动景象和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预示着新世纪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在“三个面向”指引下，继承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人民教育光荣传统，伴随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最终实现自身的全面现代化。

重温历史令人激动，使人明智。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发展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关系到我们的教育是否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否更加适应国际教育改革的趋势与潮流，是否更加有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什么时候我们舍弃、忽略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就会或者继续在以应试、升学为特征的传统轨道中徘徊不前，或者受“知识无用、读书无用”思潮困扰而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当然，现在并不是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有些同志对于陶行知以及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其他教育家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毫无兴趣，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毫无兴趣，而一味热衷于鼓吹国外流行的各种教育新观点、新思潮和新理念。我们并不反对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陶行知本人当年就是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积极传承者。我们不赞成的是对本国的教育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完全脱离本国的教育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的东西。对于这种做法，陶行知早就生动地比喻为“替外国人拉洋车”。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从陶行知研究的历史中看一看陶行知是如何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实际出发，吸收、改造国外先进教育思想，把中西文化精华融合为一体而创造出适合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的。仅就这一点而言，陶行知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楷模。

《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10日第12版